社会资本视阈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

  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目的。马克思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的行动是在一定的组织中实现的。传统的等级制度缺乏对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一味地表现为单向授予,而转型期的正式制度层面则更多地开始注重人的主体意识,社会结构开始水平化,封闭的家庭式活动方式开始向正式与非正式的民间组织转变,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人类历史的探索中,经济制度的选择习惯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组合,从而产生了集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两个极端,而第三方组织的作用一直以来未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文章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研究中引入社会资本因素,认为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基础上的信任与合作,是文化和非正式制度的延续,是填补GDP发展与人类幸福感之间沟壑的重方面,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支点和实现途径。 
关键词社会资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途径 
中图分类号FO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2—736×(213)3—1—5 
当前中国各行各业都在呼唤正能量恪尽职守的好司机吴斌、舍身救学生的女教师张丽莉、勇救女童的“托举哥”周冲、不欠工钱的信义兄弟……种种感动人物,我们不吝赞誉,一个个的“最美”称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的就是寻求那杆道德秤杆的价值方向。而另外一个极端则是“救人者溺亡,被救者冷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事件的层出不穷,社会开始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人与人之间难以突破以血缘为基础而互相信任的高度社会化,给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造成了很不健康的社会环境。“现代性转型带来了中国‘转型社会’这一独特社会形态,其主题是以现代核心价值观(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和民族国家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的确立。也正是这一主题内在决定了个人与制度相互构建和协同推进的时代必然。但是,现实中的制度构建与人的发展出现了‘断裂’,导致了制度‘内卷化’。”。因此,我国转型时期社会资本的形成,就是把以往被政治狂热破坏的传统中的精华重新恢复过来,继承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同时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人本精华,以创新的视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供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环境。 
一、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解 
自由,一般来说,有绝对自由和相对自由之分。前者是指一种个人只顾自己意志或利益而行使其权力的权利。霍布豪斯认为“从理论上说,这样的自由是生活在相互交往条件下的众人不可能实现的”。。后者主是就在一个有制度规约的社会里(即使原始社会也是有所规约的)而言。孟德斯鸠认为,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马克思认为“任何时代的社会自由都以限制为基础。它是一种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有的自由,也是一种从那些不伤害他人的活动中进行选择的自由。”。并且自由的实现程度“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 
本文所指的自由是相对自由,是一种积极的自由。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来说,这种自由是在一定的社会资本基础上的自由,是作为社会的人在行使其社会属性时所表现出的不被强制的行为。哈耶克曾说过“个人自由曾意味着在一种限制个人自由、使所有人的同等自由得到实现的法律下的自由”。。简而言之就是“个人自由是随意强制的广泛不存在”。。在论述自由的同时,哈耶克出了在这种自由的基础上形成的自发秩序的理念。他认为“自由社会是一个自发形成的社会秩序,它在文化进化的过程中产生,因为能更好地利用人类知识而胜其他社会形式一筹,并且给予这个前得以长久维持生命力。”。在这里面有一个词语叫做“文化进化过程”,我们将其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变迁过程,因为“社会资本是文化、非正式制度的延续”。这种自由社会为人的全面发展供了健康的环境。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在自然经济关系状态下的个人所有制中,它们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而是为了保证各个所有者、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应该说绝大部分的人的生存问题是解决了,但“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不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所有制的简单复归,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建,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彻底消灭旧式分工和阶级产生的基础,使每一个劳动者在自由个性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从事自主的生产活动,从而实现劳动者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因此,从自然经济关系状态到个人所有制的重建,其实是对自由的一种升而非简单复归,即人能够自由地和充分地发挥及发展自己的体力、智力和创造能力,是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的一种“个性自由”。 
那么什么是全面呢?本文认为,全面无非是在拥有生存权的基础上能够自由地选择发展权所必须的服务,至于这种全面发展的水平或者程度,就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自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求,而全面发展则是自由发展的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的发展水平的高是依赖于自由与全面的整体升。两者不是一个概念,但却是一个分不开的概念。而随着社会形态不断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水平越来越依赖于人的社会性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仅仅是因所有制而产生的物与物之间代表的关系,而更多的是因其社会性而产生的信任与合作。这种信任与合作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是以“自由个性”为目的、以个人平等、自愿结成的联合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为基础的社会,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这里的第三阶段指的就是在高度信任与合作基础上产生的一个和谐的社会形态。 
二、当前我国人的发展面临的困境 
改革开放3多年以来,我国通过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较好地解决了私人产品的供给问题。随着GDP的高速增长,我国已经从生存型阶段进入了发展型阶段,从注重物的发展开始到注重人的发展。改革开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与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来看,经济发展还处于低水平,属于“无增长的繁荣”。因为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没有在应有的水平上惠及广大人民,经济成果的分配缺乏公平和正义。进入发展型新阶段,我国的发展面临着新问题,如资源与环境的制约、发展不平衡、城乡居民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等。在初步解决温饱实现小康以后,人们的需求进一步体现为解决就业、公共卫生、基本医疗、义务教育、社会保障、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等。这种公共需求全面增长,但在转型期由于制度短缺或者是制度的不完善等,导致公共产品严重不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平衡,这些情况尤其是对于弱势群体的发展而言,无疑会使其状况更加恶化。比如说,对于本来社会资本就薄弱的农村,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农民工群体、因自身社会资本不足而处于获取资源空白区的人群等。具体而言,我国当前人的发展面临的困境主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保障人的发展所需的制度面临供求矛盾 
市场的引入,虽解放了生产力,让经济得到高速发展,解决了人们的生存问题,从而也使人的需求从生存逐渐向发展转变。同时,市场的引入也造成了社会的分化,使得社会结构越来越不符合社会本质的求,它让部分人享受了自由、获得了话语权,但更多的人却被排斥在制度之外,二元体制的差距越来越大,均等化成为越来越难以达到的目标。目前,人们不能自由地接受教育、享受医疗、老有所养和幼有所教等。根据前面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解,在每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人的“个性自由”才是人的发展的最终目标,引入市场经济必然因为公平竞争而有输赢,而且这中间是个“零和博弈”,也就是一部入的收益总是会以另外一些人的付出为代价的,这就是市场的公平,它在创造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残忍地淘汰另外一部分人,甚至有一部分人根本进入不了市场。那么,在这一弱势群体领域,政府必须供市场所不能供的公共服务。 
正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199)认为的那样,多年来,在各个捐助机构的鼓励下,发展政策主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使得许多个人和政府官员在一夜之间暴富。尽管花费了数十亿元的投资,但如今,许多国家只剩下养护拙劣的道路和灌溉系统、破败不堪的公共设施,人们迫切需认真反思物质资本的过分依赖。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从建设的情况看来,城市社区的情况已经有明显的进展,但对于广大的农村地区而言,当前我国的制度是短缺或者不完善的,或者是执行不力的,制度的供求矛盾十分突出。 
(二)低信任度社会导致人的行为出现扭曲 
人的发展需制度的保障,但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是人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以社会问题表现出来之后,才会有相应的制度保障的。所以,人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达到和谐统一的关键在于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高信任度的社会资本丰富,必然会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低信任度社会,我们定义为社会资本缺失的社会。“社会资本的大小是由社会成员相互间的信任程度的高低决定的,而信任程度又是由文化所供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所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而规范和角色在深层次上都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如果说制度为人的全面发展供了最底层的保障的话,那么这种文化因素也就是非正式制度,它会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全过程,是伴随着人的发展而产生继而又以“路径依赖”的方式影响着人的行为的,这种非正式制度是社会资本的核心部分。我国目前这种低信任度社会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经济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分化而成的,尤其是在弱势群体中,社会资本缺失而导致的人的行为出现扭曲的现象愈演愈烈。 
三、社会资本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联 
当前国家倡导的和谐社会建设以及科学发展观无不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式,“以人为本”归根到底就是促进每个人都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的形成。这也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他所有的分析都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解释,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足见人的发展的重性。马克思研究人的发展主是从所有制层面说的,他依据所有制的发展阶段,将人的发展分为三种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同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因此,我国和谐社会的衡量标准应该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的形成。而所有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必然求每个人处理好自己的人际关系,实现良好的沟通和交往,也就是积极发展自己的社会资本以获取自己所需的社会资源,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信任与合作的关系便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供了便利。 
在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涵进行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人的发展面临的困境,以及这些困境带来的社会问题,必须寻求解决之道。市场的发展带来了效率但却是以公平为代价,而政府的转型却未能在不损害存量关系的基础上对增量进行改革,也就是说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在考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途径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从传统的政府与市场的组合方式出发,必须寻求第三方实现机制。援引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199)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一书中出的多中心的治理模式,我们在国家理论(集权国家)与市场理论(私有化)的基础上引出社会资本的概念,用来分析人的发展问题,尝试将社会资本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方调节,用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可能产生失灵的方面,以更好地实现公共需求的均等化,让人的发展需求在得以充分实现的基础上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 
社会资本是一个存在广泛争议的概念。更多人认为,社会资本概念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EBour—dieu)于2世纪8年代初首次出的。白那以后,社会资本开始受到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21)认为,在传统分析的基础上,需考虑社会资本因素,社会团体内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作用更加明显。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者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社会资本的获得求人们习惯于遵守群体的道德规范,并具有忠诚、诚实和可靠等美德。在总结前人的经验基础上,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有利于促进集体行动的规范与信任网络,它是文化、非正式制度的延续,它的载体是社区与非政府组织”。
  社会资本的引入,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言,是将人的发展放置于一个具有同样需求的共同体当中,这个共同体可以代表人们去表达并且争取甚至是维护自身需求。如上面社会资本的概念所述,如果把社会资本比作一个团体,那么这个团体成员之间是具有高度信任与合作的,是具有共同目标的。我们认为,在人的发展方面,社会资本可以在政府与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好第三方协调的作用。为此,我们构建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之间的综合治理模式,即政府(正式制度)、市场(自由竞争)与社会资本(集体行动)的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模式,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困境。 
四、社会资本视阈下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 
如上文所述,我们将社会资本这个新的元素引入了人的发展的研究过程中,但并非不需政府与市场,而是在此基础上,寻求一种良性的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社会资本对于人的发展并不是一种单向而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因为人的发展的不同层次对应着社会资本的变迁状态,这两者是互相影响的。根据目前我国学术界在定义社会资本的时候有两种思路,即“一种思路是把社会资本看作是有利于当事人行动的资源,这种资源存在于把当事人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社会网络中。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是属于个人的,一个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人就比一个拥有更少社会资本的人更容易获得成功和好处”。“另一种研究思路是把社会资本看作是描述集体结构的内部联系的一个特征,它把人看作是团体、组织、社区、地区或国家等集体中的一员,而不是独立的个体”。。我们认为,这两种思路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人既是个人,也是团体中的一员,而我们以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研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实质上是从作为社会的人出发的。 
人的存在,首先是作为自身而且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存在的,但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作为社会的人,个人是与集体共同存在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分不开的,而且个人是可能通过集体行动来实现个人利益的。作为个人的人,可以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本即社会关系和网络来动员各种资源以实现其行动目标。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个人行动目标与其所动员的团体的目标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个人理性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Jr,1965)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里面论述了个人理性与集体行动的问题,认为由于个人行为是理性的,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而奥斯特罗姆从“集体行动困境、囚徒困境、公地悲剧”等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出发,认为这些假设条件如个体之间沟通困难或者无沟通、个人无改变规则的能力等,只适用于个人彼此独立行动缺乏沟通并且个人改变现有结构需高成本的一些大规模的公共事物治理,而对于彼此十分了解、经常沟通并且建立了信任和依赖感的小规模的公共事务治理并不适用。基于此,她出了自主组织与自主治理理论。 
这就是说,个人是可能通过集体行动来实现个人利益的。第一,如今个人利益严重受损而最需维护的当属社会弱势群体,而这些弱势群体有的可能属于同质性的,如农村长期住在一起的居民。即使不住在一起,也可能因为利益诉求相同,而形成利益共同体。第二,这样的利益共同体对彼此是十分了解的,经常沟通并且建立了信任和依赖感,或者说很容易建立起这种信任与依赖。因此,这种社会资本的存在,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或者共同维护团体的利益,从而实现有益于个人发展的利益诉求,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进一步实现。 
因此,社会资本视阈下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在于在政府制定正式制度进行保障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民间组织(如社区),在这个组织里,人们具有高度的参与意识,人们通过信任、合作、互惠等长久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共同表达并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一方面可以通过较少的成本来获得自己所需,另一方面将自己置于高信任度的社会,有利于高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存量。 
五、结语 
人的发展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研究的出发点,而且涉及的学科越来越多,这说明人的发展的重性已经引起了普遍的关注。本文在社会资本视阈下研究人的发展问题,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比较少,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探讨。当然,本文只是从社会资本角度探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并非认为社会资本决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因素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由于是一种新的尝试,其中还存在很多需进一步探讨及细化的问题,限于理论水平及篇幅,只作了简单的探讨,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亟待进一步深化。